藏品 | 鸳鸯谱启半世缘，婚册背后的故事
钱学森图书馆第四展厅展出了一份钱学森与蒋英1947年结婚时的婚书——鸳鸯谱。在这份婚书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婚礼双方的籍贯、仪式举行的时间地点。
通过钱学森图书馆征集保管部馆员徐娜查阅资料、人物访问，婚册背后更多细节故事也被逐渐挖掘。
钱学森与蒋英的婚书
婚书，是结婚双方缔结和保持婚姻关系的凭证。民国时期是新旧思想碰撞的特殊历史时期，受西方文化影响，再加上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推动，婚俗礼仪也受传统和现代的双重影响。钱学森与蒋英于民国末期结婚，其婚书不仅是二人美好姻缘的见证，也是折射民国历史，透露时代民情的重要实例，为了解民国婚俗多了一份实物档案。
民国以前，结婚遵循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存世的婚书看，当时的婚书有一整套与繁琐婚俗礼仪相对应的书面表达形式。因而，符合六礼规范的婚书也被称为礼书。但婚书并不是所有婚姻必须有的。
民国初期有关婚姻的法律，是沿袭了清朝于1911年制订、但因辛亥革命发生未来得及实行的《大清民律草案》，不过将其更名为《民国暂行民律草案》。1925年又制订《民国民律草案》，但不变的是仍然维护父母对子女的主婚权。1929年民国又颁布《民法》，其中规定：“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结婚应有公开仪式及两个以上证人”。该法律比之前进步之处在于，规定结婚是男女当事人自己决定之事，而不是听从父母的了。随着法律的进步，民国政府开始介入婚姻，办理结婚手续逐步纳入地方政府部门管理，书局开始售卖一式两份的统一格式的婚书，但并不像新中国民政机关颁发的结婚证一样，具有法律效力。而且，由于政局不稳，新式官方婚书并未在全国推行，只有金融界、教育界等以及有留学经历的新青年采用新式官方婚书。
钱学森与蒋英是民国36年结婚，二人没有采用书局售卖的新式婚书，而是手写自制婚书。那么，其婚书为何采用手写式？
婚书创作者是何人？
婚书中揭示了哪些内容呢？
笔者通过查阅档案资料，一一揭开这些谜团。
1947年已是民国末期，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后又进入内战。在美国已事业有成的钱学森，接到父亲钱均夫的电报，希望他回来完成人生大事。彼时父子已有12余年未见面。钱学森也觉得应该回国看看情况。钱学森回国以后去了杭州、上海、北京等探访老友、做讲座及考察。通过探访，钱学森目睹了国民党统治下政府腐败，百姓民不聊生，政坛风雨飘摇。因此，尽管他收到了北大、清华、交大等高校的聘书，但当时的政治环境令他大失所望，用他的话说“目前国内局势战乱不止，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
而在欧洲留学十年的蒋英于1946年12月先回国，并成功的在上海、杭州举办多场演唱会，名气大燥。彼时蒋英热爱的舞台事业刚刚开始，但是与大洋彼岸归来的钱学森再次相遇，却改变了这一切。蒋英与钱学森并未因多年未见而变得生疏，反而因共同爱好音乐一见如故。通过再次接触，钱学森认定蒋英为自己的一生伴侣，并向她求婚。这一切虽然对蒋英来说有点突然，但是她很快答应并举办婚礼。
作为二人婚姻的凭证，婚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时逢乱世，且钱学森与蒋英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对国内之事并不了解，因此，婚书之事自然尊重长辈。当时二人的四位至亲中，只有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蒋英的母亲蒋左梅健在，而蒋左梅是日本人，婚书一事自然由钱均夫主导。钱均夫生于清末，在民国官方婚书并未完全普及的情况下，沿用传统习俗亦属情理之中。
钱学森与蒋英的婚书名为“鸳鸯谱”，封面材料是绸缎材质，内页材质为宣纸，正文用娟秀的馆阁体书写，左右两侧配有国画。
婚书正文如下：
維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十有七日，杭州市錢學森與海甯縣蔣英，在上海沙遜大廈舉行婚禮。懿歟樂事，慶此良辰，合二姓之好。本是苔岑結契之交，綿百世之宗，長承詩禮，傳家之訓，鯤鵬鼓翼，萬里扶搖，琴瑟調弦，雙聲都荔，翰花陌上攜手登緩緩之車，開徑堂前齊眉舉卿卿之案，執柯既重以永言，合巹乃成夫嘉禮，結紅絲為字，鴛牒成行，申白首之盟，蟲飛同夢盈門，百內則之光片石，三生前共證雲爾。……
”婚书中记录了两位新人婚礼的时间和地点，并对二人的婚姻和事业表达了良好祝福和殷切期望。
晋代郭璞所作的《赠温峤》中曾写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余（尔）臭味，异苔同岑。”如婚书所述，钱均夫和蒋百里的相知相交即如“苔岑”，而钱学森、蒋英结成秦晋之好，将钱、蒋两家的苔岑之交延续，并共同谱写了人生绚丽的篇章。
钱均夫与蒋百里的“苔岑之交”始于著名的杭州求是书院（今浙江大学前身）。1894年5月甲午战争之后，为学习西方技术工艺、教育救国，时任杭州知府的林启在杭州蒲场创办了求是书院。钱均夫、蒋百里分别于1897年和1899年先后进入求是书院，二人志同道合，很快成为挚友。钱均夫勤读经史、彰显才学，蒋百里虽也擅长文史研究，诗词作赋并精通书法，但思想上更多萌蘖的却是弃文习武、建立国防。1900年，蒋百里等求是书院的学生为朝廷的无能十分愤慨，秘密成立了励志社，每周举办读书会，抨击时政，砥砺品学，促进维新。钱均夫也加入其中。1900年冬，唐才常在汉口组织“自立军”，事泄后被迫害，蒋百里义愤填膺，赋诗悼念，末两句“君为苍生流血去，我从君后唱歌来”，一时间在求是书院广为流传，成为“最为知名，提倡革命最早”的。蒋百里因此事被当局迫害，1901年春被公派到日本陆军军官留学才免于受难；第二年，钱均夫也被选送到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史地科及教育学理论。
虽然赴日后钱均夫和蒋百里的志向和就读学校不同，但两人的友谊有增无减，时局的动乱更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之心。蒋百里原本身体瘦弱，但是进入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后，为了尽快适应军人生活，他努力锻炼身体，学习骑马打枪。有一次假日，钱均夫前去看望他，“空荡荡的操场上，远远看见一条汉子在翻铁杠，动作娴熟，身板结实”，让钱均夫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就是过去弱不禁风的蒋百里。为了宣传革命思想，蒋百里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与他人共同创立了著名的进步杂志《浙江潮》，自己担任主编并撰写《发刊词》：“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魄，发大声于海上。”《浙江潮》在当时颇有影响力。
蒋百里后来在军事理论上颇有建树，以著名军事理论学家的身份载入中国现代军事史册；钱均夫则在教育上不断探索和实践。1905年蒋百里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1908年钱均夫回国，他先是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授教育及伦理学，后于1911年和1913年两次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现杭州第四中学）校长。后来钱均夫赴北京到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蒋百里也同在北京工作，两家常有来往。钱家只有钱学森一个独子，蒋家则有5个女儿，钱家见蒋家三女儿蒋英很可爱，就提出两家结契，将她过继为女儿，因此，蒋英曾改名“钱学英”成为钱家契女。没过多久，因蒋家思念女儿而将蒋英接回。后来钱学森回忆起此事还幽默的说：“蒋英是钱家的童养媳”。
蒋百里成为钱学森岳父之前，还对他的专业选择给予过建议。1936年蒋百里夫妇从欧洲到美国考察时，看望了同在美国的钱学森。当时钱学森由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专业毕业，转入加州理工学院改学航空理论专业，父亲钱均夫起初并不支持他的这一决定。然而当钱学森把自己的想法告知蒋百里后，蒋百里认为钱学森说的有道理，因此鼓励他坚持自己的选择，回国后劝服了钱均夫。
钱均夫和蒋百里的友谊为钱学森、蒋英的姻缘奠定了基础，可谓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
钱家独子与世交蒋家的女儿结婚，两人的婚书创作人必定是与两家颇有渊源且身份尊贵、学识渊博之人，而孙厪才和陈仲恕夫妇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封面及正文主书者知足居即孙智敏，字廑才，是清光绪癸卯科翰林，曾任翰林院编修。孙厪才年长钱均夫一岁，二人共同爱好诗词歌赋，并均从事教育事业，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擅长吟诗作赋、工于书法，“书出钟、王，略参李邕，最工端楷，臣细皆能，老而不失娟秀，所书均清代通行之馆阁体，字如其人”。因此，1917年钱均夫让年仅6岁的钱学森向其拜师学习书法，正如钱学森自己回忆，“厪才师提笔写了一短句，此为我习字的始点”。
孙厪才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并小有成就。1904年他曾与邵章等创办杭州女学堂；1909年与钱均夫均担任过浙江图书馆会办（即委员会委员）；1910年起任浙江高等学堂（求是书院新称）监督（即校长），并著有《浙江高等学堂年谱》，对求是书院改名高等学堂以来的历史，按编年体作了简要的记述。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还曾任杭州高等学校监督、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之江大学文理学院教授等职。
孙厪才还善作诗，擅长骈文，著有《知足居文存》、《知足居诗存》、《知足居联语录存》等。1928年他与从北洋政府辞官南归的老友余绍宋及徐瑞征等11人成立书画社“东皋社”，“集于杭州城东之皋园（金衙庄），谈文论道，切磋技艺，观摩藏品，社人皆耆宿硕彦，可谓极一时之盛，历时十年而不衰，直至抗战军兴，社友云散才停止活动”。孙厪才还曾经是以“研究印学，保存金石”为宗旨的西冷印社的成员，负责《西冷印社志稿》的编撰和裁正。
后来因杭州沦陷，孙厪才与钱均夫一样定居上海。从钱均夫收藏的当时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师生在沪的通讯录上看，两人住所较近，时有来往。1947年钱学森回国后，专程去其在沪的寓所看望这位启蒙老师。由此来看，孙厪才作为钱均夫的挚友和钱学森的恩师，执笔婚书自然最合适不过。
婚书配图者陈汉第字仲恕，号伏庐，是钱均夫、蒋百里两人在求是书院时的恩师、伯乐。1894年5月，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创办之始，林启为书院总办，陈仲恕担任文犊斋务，后来又任监院（即校长），弟弟陈叔通任副监院（即副校长）。作为教育维新派，陈仲恕在求是书院期间，曾落实兴浙（学）会的主张，与浙中同志创一学会，合农、蒙、格、时为一，专讲实学，以杜康教之侵害浙士。
陈仲恕还识才爱才，除了对钱、蒋二人有知遇之恩，更多次救蒋百里于危难之时。蒋百里在求是书院期间就凭过人才华而崭露头角，但后来因为唐才常兵败事件所作的“有吊唐才常诗”，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差点为自己招来横祸。陈仲恕见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极力保护他，并送他到日本留学而免受当局迫害。当蒋百里学成归国后，陈仲恕将其推荐给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担任督练公所总参议，训练新军。辛亥革命爆发后，蒋百里在奉天（沈阳）策动东北独立，不巧新军被大批调入关内，旧军张作霖部突然开进奉天，蒋百里处境危险。陈仲恕再次对他施以援手，不但密告他此消息，还替他垫付路费让他登车南下，从而躲过了此次劫难。
无巧不成书，陈仲恕的弟弟陈叔通“在关键时刻办了一件起作用的事”，帮助了钱学森一家回国。
1955年钱学森被困美国，每天被特务监视，行动受限。钱学森夫妇正寻找回国之计时，终于有一天在送菜人带来的菜篮底发现的一份中国画报上，看到了一张新中国领导人五一节站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照片，熟悉的“太老师”陈叔通先生就站在毛主席身边。钱学森夫妇看到了回国的希望，于是立即动笔写了一封信给陈叔通，详细说明了自己在美遭遇，希望他能将他的境况告知政府，并设法帮助他回国。信件经由蒋英在瑞士的妹妹蒋华寄给在沪的钱均夫，而后由钱均夫转交给陈叔通。陈叔通收信后即刻向周恩来反映，才有了日后的日内瓦谈判用战俘换回钱学森一事。
陈仲恕、陈叔通兄弟二人均爱好作画及收藏。早年他们共同参加西冷印社的老将、美术教育家姜丹书以及当时在画坛上正红的潘天寿组织的“莼社”，以酒会友，谈诗论画。陈仲恕还曾担任过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著有《姜丹书稿》、《美术家年鉴》等。陈仲恕的妻子吴善荫，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海派女书画家，夫妇二人联手为钱学森的婚书创作配图，足以见得对钱学森、蒋英这两位后辈的疼爱与祝福。陈仲恕画的是自己最擅长的竹，名为“夏清图”。竹向来是文人墨客赋诗作画的素材，既可以表达自己的傲骨风霜，同样也象征着生命的弹性和精神的真理。陈仲恕通过此画既表达了自己虚心亮节、潇洒挺拔的气度，又寄语钱学森要像竹一样有君子之风。从此画中也能看出陈仲恕笔墨严谨，极有法度而仍生动有致。其妻吴善荫所画的是象征吉祥如意的百花之王牡丹，寓意对新婚夫妇美满婚姻的衷心祝福。
1986年，钱学森夫妇受邀参加陈叔通诞辰110周年纪念会时，曾深切回忆并缅怀陈仲恕、陈叔通二人：“先父钱均夫是他们的学生，……百里先生还有深切理由称陈仲恕先生为恩师，所以对叔老也十分尊重。” 1960年代初的一个春节，钱学森携全家看望陈叔通时，还曾赠送给他一幅蒋百里生前收藏的郑板桥真迹《梅竹》，以表达对他的敬重和感激之情。
遗憾的是，这份婚书的正文部分已不完整。婚书原本有一页是参加婚礼的部分宾客签名页，其中有蒋百里的好友、学生等民国名流。在“文革”的特殊历史时期，为了防止节外生枝，钱学森夫人蒋英将这一页忍痛撕掉。因此，我们看到的便是这本未能完整存世的“鸳鸯谱”。
钱学森与蒋英一生同甘苦、共患难，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为世界和中国留下了宝贵的科学和艺术财富。因此，这份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并重的“鸳鸯谱”，虽略有遗憾但弥足珍贵，不止对他们意义非凡，更是传世后人的重要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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